“九盏灯”折射贵州散文诗光芒

　　地域特色与民族文化想象

　　贵州地域民族文化与贵州文学创作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尤其是散文诗创作。从诗歌发生学来看,地域——作家——散文诗,本来就存在着一种天然的默契和神秘的链条。乌江,不再单纯地以地理坐标形式存在于人们的视野中,而是凭借其得天独厚的人文、地理环境造就了乌江流域众多作家,进而孕育出众多的民族和源源不绝的文化,即文学意义层面上的乌江文化气态,而这正是产生散文诗人及其优秀散文诗的天然条件。

　　在《九盏灯》中,很多诗人都自觉地匍匐在生养他们的“大地”上,一条河流、一块礁石、一缕炊烟、一束阳光,甚至是一番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都摇曳着幽幽的地域气息。譬如冉茂福《禅意的村庄》组章,就是地域性很强的作品。作者大量运用地域性的多方面元素,包括自然的、人文的、社会风俗的、民族心理的等等作为散文诗创作的基本材料,使其散文诗表现出了鲜明的地域性和个性化身份特征。

　　众所周知,“根性写作”无疑是地域散文诗的一个突出特点,以上这些原型意象的捕捉和运用,这些情感经验的调动与激发,这些诗歌现场的审美体验和诗性摄取,是实现根性写作的基本途径。而让人讶异的是这群诗人竟践行得如此美妙而深刻。

　　乡村守望与现代文明反思

　　思乡是一种微妙的东西,无声无息,捉摸不定,而且随着时间越久远,其味越醇厚。

　　赵凯是穿梭在时空隧道里的“说书人”,其“回忆”般的悠长笔触将连绵思绪拉向了故乡的纵深处,这是乡情、乡思、乡愁永远消失不了的一个原因,在《乡村写意》组章中,他对于乡村,曾这样绘声绘色地写道:“满山遍野的象形文字,载着父亲从春到冬对儿子的千言万语。”陈顺在《春天,乡村散章》组诗中也无比惬意的写道:“枕边的梦离席,村子的清冷隐形,一群牛羊迎着第一缕晨起的朝阳开始启程。”将村庄笼罩在一片安宁祥和的气氛中。由此看来,在这群沿河诗人笔下,故乡既是深沉的又是清新的,既是忧郁的又是欢快的,既是模糊的又是清晰的。也正因为如此,故乡才是永恒的故乡,才产生永恒的思念,永恒的期待,永恒的守望。

　　当然,沿河散文诗人作为在现代文明以及自小受浓郁传统乡村文明浸染下成长起来的现代知识分子,一边是现代化的快速进程,一边是生养自己的故土,因此他们似乎更加抱着一种理性的审美方式来看待这对悖论性矛盾,尤其是当诗人经历了“离去——归来——再离去”的过程之后,再次回望乡村时,他们的心情是复杂且矛盾的。而正是这种复杂,使他们的散文诗充满乡村文化的厚重与现代性的反思。

　　心像境界与哲理意蕴

　　散文诗的“心像境界”,主要指的是一种内在审美体验与外在客观物象交织、碰撞、生发,甚至是超脱的生命体验。散文诗是个性化的、与心灵有关的、触动人心的东西,因此它必须建立在个人感觉、感受、感悟的基础上,只有把人的鲜活感觉带到文字的现场,才能展现情感、思想的真实,以有限的个体生命来敏感地、深刻地体验无限的存在,从而感悟生命和揭示生存的本真状态。

　　散文诗的哲理,指的是散文诗中所包含的深邃意蕴和深刻道理。散文诗应该透射出哲理的光辉,如果缺少哲思和意蕴的散文诗,会显得苍白无力。当然,散文诗强调要有哲理,并非直接议论和无限拔高,而是必须找到能恰切寄寓哲理的形象。

　　当然,一首好的散文诗还必须处理好哲理和诗趣的关系,因为它们是散文诗的两条腿,若使任何一边“营养不良”。只有耐心的“呵护”,多增添哲理和诗趣,那么散文诗才会枝叶繁茂,就更能够增添散文诗的韵味,令人回味无穷,得到启发和教益。当然,对于《九盏灯》的个别篇章来说,哲理的提炼还显得不够,哲理和诗趣关系的处理还欠功力。我想这是在散文诗的探索之路上,必然会出现“崎岖”,这群为散文诗虔诚付出的诗人们,已经觉察到了,正在日夜兼程的“赶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