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电话远远没有普及。亲戚朋友之间有了事，都是请顺路的人捎信。遇到婚丧嫁娶的大事，就不能捎信了，还要差专人前往报信，否则就是对人家的不尊重，为外人所耻笑。
至于打电话，在那个时候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我们村在当地也算是个不小的村，经济条件和自然也条件也都不错，却也只有村委会和村供销合作社有电话，还都是那种 摇把式的，黑黑的，样式笨笨的。就这电话也不是谁想打就能打的。一般情况下只有村、组干部，在村里边有点名望的人才能打，还只能是有关键事时才能打。草民百姓那是甭想。谁能到村委会打个电话，在村里边能炫耀半天，惹得众乡亲们艳羡不已。
那时候的电话是摇把电话，先得打到乡里边的总机，打给本乡镇各村的，直接由总机转到各村的分机上面；如果打到邻近乡镇的，先打到总机，后由总机转到县里的总机，再由县里的总机转到乡镇的总机，再转到村里的分机。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电话就别想打通。再加上当时的线路不好，多是铁丝线，信号不好，通话质量更是不好，通话速度更是慢如蜗牛一般。往本乡镇打的话也还凑和，打到其他乡镇的就难说了，有时候打一两个小时都难以打通，偶尔打通那就是奇迹。
记得那一年，县上的电影放映队来我们村放电影，当时说好的晚八点钟开始演出，村里的老少爷们早早就搬着凳子扶老携幼来到了现场，翘首以盼，等着电影的开演。谁知一直等到晚上十点多钟电影队才姗姗来迟，愤怒的村民围着电影队的工作人员，大声质问，有的还要动手打人。村、组干部几次解围无效，当时的村委秘书李治通急忙向乡里边打电话求救。可是老天象是专门和这位村秘书作对，任凭他把那摇把给摇零散，电话就是打不通。把个村委秘书给气的呀，张嘴就骂，“妈了个巴差，乡里的人都死了，也不接电话”。可怜的秘书万万没有想到，这时候电话恰好接通。刚好还是乡里边的领导接的电话，这位乡领导许是喝多了，许是刚睡醒，刚拿起电话就挨了一通骂，气得火冒三丈，大发雷霆，随后就把这位秘书给撤了。
我们村中学就建在村委大院。村电话室的窗户烂了一块玻璃，电话正好就放在烂玻璃的窗户前。顺着烂了玻璃的窗户，把手探进去，就能够得着电话，就能打电话。趁着晚上夜自习时，村委没人，我们便悄悄顺着那烂了玻离的窗户把手伸进去，拿起电话打电话玩。那时候也淘气，摇通电话后，那边接电话的总机通常会问，“喂，要哪里”我们不由分说，就“妈了个×，×你妈”一顿臭骂，骂完后赶紧挂电话。那边总机值班员莫名其秒挨了一顿臭骂，气得是暴跳如雷。我们呢，就躲在一边笑得是前仰后合的，那叫一个开心，那叫一个倍爽啊。如次三番几次，那位接线员才反应过来，原来是几个臭小子在戏弄人呀。那一次我们的一个小伙伴如法泡制，又打电话戏弄人家，谁知电话刚打通，那位接线员先发制人，对着我们大骂不止，还没等我们回骂，人家啪地就把电话给挂了。我们几个人给气的呀，本想戏弄人家，反被人家所戏弄，妈的，亏大发了。
进入九十年代吧，我们那边开始安装程控电话，即拔号电话。想往哪里打电话，拔个号码，电话就打过去了，再也不需要总机转，也不要长时间等了，方便肯定是方便多了。但是那个时候电话刚普及，安个电话贵的离普，要五六千块，每月还有月租、通话费，算下来光电话费每月就得几百块。就这还得排队，还得找关系，请客送礼走后门。普通老百姓还是安装不起。只有那些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党政领导干部，作生意的大老板才安装得起，也用不起。那个时候谁家安了电话，就好比现在买了辆劳斯莱斯轿车一样，让人羡慕不已，电话已经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当时我姨夫在市粮食局担任领导职务，单位出资为他安了一部电话，全家像宝贝似的，生怕别人打，赶紧请人作了个盒子，把电话锁起来，外人动都不让动。
那时候我正在河北石家庄上学，当时和家里联系多是通过书信来往。正所谓鸿雁传书。邮资倒也不贵，就是速度太慢。从河北寄出来的信，到河南郑州我的老家，差不多要一个星期。再等到家里的回信，得半个多月。独在异乡为异客，年龄还小，那种思乡、思家之切常人难以体会。
我在石家庄大街上逛时，看到在街上那种公用电话亭，一分钟一块二，但是晚上六点钟以后即星期天、节假日半价计费，如此算下来，每分钟话费也就是六毛钱，成本不算特别高。之前我们邻居家；因为做生意，也安了电话，我也知道电话号码。于是，我就动了打电话的念头。我先来到电信柜台前，交了押金，然后拿着电话牌，来到指定的电话亭里边，拿起电话，拔通了号码，许久，那边电话里传出了“喂”的一声，是的邻居二姐接的电话。我心里一陈激动万分，我说出了我的名字，二姐很惊奇，说你在哪里，我说我在石家庄呀，我说我想我妈了，二姐说你等着，然后大跑小跑去我家叫人。一会我爸爸到场了。电话里传出了他熟悉的声音，在千里之外听到家人的声音，我心里边热浪翻滚，差点要流下眼泪。自此之后，我在那边有啥事，就直接打电话，快捷、方便，还能听到家里边的声音，多好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