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散文重提

作为十七年散文三大家之一，杨朔在现代文学史上可谓饱受争议，其诗化的散文洛阳纸贵、风行一时，众人竞相模仿成为“时文”，进而形成毁誉参半的“杨朔模式”。在散文百花齐放的今天重提杨朔，不仅是一定程度上推本溯源的历史尊重，还是在时隔多年之后的冷静观察，更是探讨散文不可回避的重要命题。

　　较之刘白羽的气势磅礴、激情豪放(以《日出》《长江三日》等为代表)，秦牧的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并重(以《土地》《艺海拾贝》等为代笔)，杨朔散文曲径通幽、清丽可喜，呈现出诗一般别具一格的美，这与作者的主观创作密切关联，在《〈东风第一枝〉小跋》中杨朔就表示他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杨朔散文富有诗意，主要体现在善于使用诗歌的创作手法，如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等等，追求类似诗歌的氛围，巧于造景，且善于炼字。这与杨朔本人良好的古典文学修养分不开，事实上，杨朔本来就是诗人，他早期确实创作了一些颇具水平的古体诗词。以诗意入散文，这是杨朔的成功之处，对此，文学史也给予了中肯评价，认为“在我国当代散文发展中，杨朔是有重大开拓与贡献的作家。他自觉地把诗与散文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散文的美学价值”。(《中国当代文学概观》)如果以诗来对应，杨朔的散文不是杜甫诗的沉郁顿挫，也不是李白诗的浪漫飘逸，更不是韩愈诗的诘屈聱牙，它更像质朴的汉乐府，题材朴实，情节生动，用语平白如话又不带粗俗之气，是一种温暖人心的亲和力，是民间长出来又经文人加工提炼过的，如《木兰诗》《孔雀东南飞》。

　　从题材上看，杨朔散文眼界广阔又心思细腻，有反映社会建设的《石油城》《京城漫记》《戈壁滩上的春天》，也有反映抗美援朝的《鸭绿江南北》《平常的人》《万古青春》，有文艺性颇浓的《香山红叶》《荔枝蜜》《茶花赋》《雪浪花》，也有歌颂与世界人民深厚友谊的《埃及灯》《印度情思》《生命泉》，从辛勤的小蜜蜂、海边泛起的浪花到献身祖国的战士、硬朗清健的老人等等，杨朔笔下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都充盈着积极向上之气，无论是表现民族苦难、战争残酷、还是悲壮牺牲的烈士，他都能在娓娓道来中写得欲哭欲涕、撼人心魄，同时绝不会流于悲痛泛滥让读者沉沦，而是看到其间蕴含的力量、希望，在或是新旧对比或是指出光明未来中给人以奋发振作，在动辄伤春悲秋、无端呻吟的今天来看，无疑是很难得的。无论题材巨细，杨朔都善于从小处着手，把宏伟的事业高尚的情操落实到毫不起眼的点滴之上，他并不正面描绘，而是“先言他物”“铺陈其事”最后才“引起所咏之词”，托物寓情，卒章显志。譬如，言人民之勤，便以蜜蜂比拟(《荔枝蜜》)，颂祖国之美，便以茶花为寄(《茶花赋》)，一片红叶就可赞社会之新(《香山红叶》)，一朵浪花就可歌群众之伟(《雪浪花》)，颇有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之妙。法国艺术家罗丹曾说，“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罗丹艺术论》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版)，本质上是诗人的杨朔正有这样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再加上单纯的个性、拥抱现实的热情，成就了他的作品。杨朔总能以平常的极小的角度切入诸如社会建设、反映新时代的大命题，以小见大，从而收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杨朔本人也曾在《〈东风第一枝〉小跋》中说自己的创作是“想从一些东鳞西爪的侧影，烘托出当前人类历史的特征”，这也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讲的“切类以指事”、“依微以拟议”。其起承转合、曲径通幽的写作，也是“作短篇之法，不外婉而成章”(《艺概·文概》)的实际诠释。

　　然而，这也正是杨朔被诟病的所在。否定者认为，杨朔散文斧凿过重而显太“巧”，是有意拔高，更有甚者拿出鲁迅批评姚明然的“教人吃西瓜”一事来类比，认为刻意把普通的事物赋予深刻的意义，其写法也单调，其情感也虚伪。首先，必须承认杨朔散文确实存在不足，拿今天的眼光来看，其作品模式化严重，是一种类似八股的文体。然而，回到历史语境中，杨朔散文的开拓意义无疑是明显的，它指出了散文的另一种可能。法国文艺理论家布封曾说：“风格即人”，杨朔作品的形成与其单纯的个性、诗人的气质、拥抱现实的热情和积极投身无产阶级的事业是分不开的，他曾说，“共产党员作家，应该首先是一个阶级战士，然后才可能是一个好的作家”、“党常常教导我们：‘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也正是教给我们这个真理。政治本身就是一个或几个阶级对别的一个或几个阶级的统治或斗争。而文学正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杨朔《应该作一个阶级战士》)他首先是战士，其次才是作家，他终身未娶，一生都奉献在热诚拥抱的无产阶级事业上，他在创作中践行着自己的理想信念，“心齐，又有耐性，咬呀咬的，咬个不停，这是浪花的性格。但是，缺乏打江山的气概，就发现不了浪花的这种性格，也就说不出这样有分量的诗的语言。”(林志浩《一篇饱含诗意的散文——〈雪浪花〉》)这样的评论是很中肯的，头脑对物质的反映绝不是镜像式的而是带着主观能动性，当然不能否认，文学里确实存在而且大量存在着“为文造情”的现象，但结合杨朔的生平和实践，他的散文总的来说还是“为情造文”的。至于“杨朔模式”所带来的写作误区，那也只是模仿者泛泛的效颦之作，如果由此而对杨朔散文不加保留地批评，无疑有失公允。早在魏晋，曹丕就指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典论·论文》)如果没有杨朔的热情与赤诚，便随便往细小的事物中升华意义，一定是矫揉造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