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阅读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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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散文的阅读（下）

　　阅读现代散文，我是从读报刊文章入手的。我上初中时，家里订有一份《人民日报》，大人看正版，我看副刊。那时报上的名家有秦牧、杨朔、刘白羽、方纪、魏巍等。当时《人民日报》开了《笔谈散文》栏目，一直到现在还流行的“形散神不散”就是那时提出来的。但我一直觉得这个观点是个伪命题，是自搭台子自唱戏，抓住一个“散”字自以为很妙，就衍伸开来做文章。其实散文相对于韵文当然是散的，莫非还要去做“新八股”？而“神”则从来也没有人说可以散。后来我在山西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工作，订各省的报纸，我就每天把副刊扫一遍，阅读量很大。报刊文章的特点是与时代贴近，你不会陷入古籍或自我沉醉，陷入迂腐；缺点是水平不齐，一般来说浮浅的较多，多少天，才眼睛一亮遇到一篇好文章。但这正可训练你的鉴别能力。时间长了自然也会打捞到一些好东西。如我数十年前在《人民日报》副刊上读的《笑谈真理又何妨》，还有一篇小品，以推磨磨面，喻人才的使用“只要心中正，何愁眼下迟。得人轻着力，便是转身时。”至今仍历历在目。对报刊的阅读随时代的发展又增加了网络阅读，更加快捷，信息也更多。如十八大前，我们对内官僚腐败对外示弱，舆论很不满，我在网上看到普京对内低调对日强硬的几条新闻，随即写成短文《普京行走在空旷的大街上》（《人民日报》2013年7月18日），还有在网上看到某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竟是一首6000字的五言长诗。正值春节，大年初一无事，便写了一篇《为什么不能用诗作报告》（发《人民日报》2015年2月28日）瞬间即点读数十万次，新媒体为我们提供了更大的阅读空间。其实阅读与写作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因果关系，你阅读了别人的东西，又转化为作品服务他人。阅读是面，写作是点；阅读是吃进草，写作是挤出奶。在报刊、网络上的阅读是撒大网，如羊在草原上吃草，大面积地吃，夏牧场不够吃又转到冬牧场吃，一般草场约十亩地才能养活一只羊。我就是一头阅读散养的羊。

　　上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散文出现了一个高峰。从中学到参加工作，这一段时间一直读的是“革命散文”，虽也有艺术性好一点的但总不脱解说政治的套子。直到“文革”结束，我读到了198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现代散文选》，比较集中地读到了鲁迅、朱自清、徐志摩，让我知道了文学，特别是散文第一要“真”，要有真情实感。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并不是必须担负说教任务，审美才是它的本行。朱自清的瑞士游记，“瑞士的湖水一例是淡蓝的，真平得像镜子一样。太阳照着的时候，那水在微风里摇晃着，宛然是西方小姑娘的眼。”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这岸边的草坪又是我的宠爱，在清朝，在傍晚，我常去这天然的织锦上坐地，有时读书，有时看水；有时仰卧着看天空的行云，有时反仆着搂抱大地的湿软。”都深深地打动了我，并永远不忘。他们对情和景的解读方式几近完美，这对读了多少年“革命”散文的我无异于一种文学回归，是我的“文艺复兴”。30年代代散文中还有一篇对我影响很大的是三十年代散文家夏丐尊译、日本散文家高山樗牛着的一篇散文《月夜的美感》。这篇文章是我读陈望道先生所著的《修辞学发凡》时读到的，他在书中作为例文使用。我却如获至宝，作为范文研读。（1980年再版的《陈望道文集》中此篇已被换掉），这是一篇少见的推理散文，而且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样写法的文字。中、日文的表达方式肯定有所不同，这篇散文的文字魅力应该得力于夏丐尊的翻译，但文中独创的推理表达则是日本作家的发明。作者好像决心不让你先去感觉月色之美，而是让你来理解月色的美，在理解中再慢慢地加深感受。一般文人最不敢使用的逻辑思维方式，倒成了作者最得心应手的武器。我们平时说月色的美丽，一般总脱不了朦胧、温柔、恬淡等意。这里，作者再不想再唱这个很烂的调子了，而是像做一道证明题一样来推论为什么会这样温柔、朦胧、恬淡。你看他的步骤：先证明月色的青，再证明青在色彩上力量的弱，于是生平和、慰藉之效；青的光不鲜明，于是有神秘、无限之感；便若有若无，这就是朦胧、飘渺之美。这种用推理、用逻辑思维来写风景真是太大胆了。我后来写《秋思》《海思》和入选中学课本的《夏感》，还有《桥那边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等，都是得力于这个启示。

　　从此我开始了山水散文写作，追求清新、纯美的风格。现代散文，我认为最好的是朱自清。朱之前我很崇拜杨朔，他的许多篇章都背过，但后来就很快就放弃了这种模式。我小学时用自己攒的零花钱买的第一本散文集是秦牧的《艺海拾贝》，他的《社稷坛抒情》，还有魏巍的《依依惜别的深情》，都是几千字的长文，也都曾背过。1988年，我把长期阅读散文的体会编辑出版了《古文选评》《现代散文赏析》，与《新诗56首点评》合为一套“学文必背丛书”。这是强调读而后背的，广读精背，这是一个笨办法。

　　有阅读就有思考。作品是思想和艺术的载体，读多了就会分出好坏、深浅，并发现其中的规律。在对大量古今散文作品阅读后，我思考了三个问题。

　　一、什么是散文的真实？第一，散文是表现一个真实的“我”必须是真人、真事、真情。不是小说，不能随心所欲编故事。第二，散文有它独立的美学价值，不能注解政治，套政治之壳。虽然由于那个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一切艺术，文学、绘画、音乐等都曾背过政治的包袱，但散文在这方面陷得更深一些。关于散文的文艺批评尽管有许多眼花缭乱的理论，却很少触及这两个最普通的大白话式的原理，或者是碍著名家的面子，不愿去说。如何为的《第二次考试》明明是小说，长期以来被当成样板散文编入课本，收入各种选本。杨朔的散文影响更大，被收入大学、中学课本，不管写景、写人都要贴上政治标签，几成一个写作定式。1982年我在《光明日报》发表《当前散文创作的几个问题》，第一次提出对杨朔散文模式的批评。十多年后，在中国作协为我组织的作品研讨会上，作协副主席冯牧老先生说：“真实是散文的生命。这次看梁衡同志的这本书，有文章专谈这个问题，我们不谋而合。”“他在散文理论上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贡献，就是最早提出对杨朔散文模式的批评，这种缺点不光是杨朔一个人有，这是历史的局限造成的。”为了验证我自己的这种理论，我1982年创作了《晋祠》，并于当年入选中学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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