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气非诗，心性是诗

胡赳赳：习气非诗，心性是诗

我生于1978年，八十年代是我的少年期，能吃饱饭，没有玩具、少量书，在镇上度过，感觉时间走得慢，天地都是悠悠的。人跟生物钟和二十四节气是一起运行的。礼失，则求诸野。四野之下，儒家的礼仪仍在，有时很麻烦，有时很必要。八十年代末期是个分水岭，九十年代大家不谈身份和权力问题，远离政治投奔商业，此时我在上中学和大学，因此，完全没受到其污染。中学在县城，大学在三线城市十堰，武当山脚下——都是乡情浓郁之所，因此，也没怎么受过现代化、后现代化的污染。

八、九十年代给我最大的好处，就是我没受到潮流的影响。没受过影响，自然也就没被污染。我的心里没有那么多暴戾之气、不平之气。我认为人自身是要“保持匮乏”的，只有这样，才有资格为别人争取自由——自由就是彼此保持匮乏，保持对别人生命的尊重。

物质和精神在中国古人看来是“物”和“心”的关系。也就是“客观”和“主观”的关系，或曰“唯物”和“唯心”的关系。物质和精神本来是一体的，只是由于分别心造成对二者的分离和误认。没有精神，产生不了物质；没有物质，也失去了精神基础。所以，最高等的哲学是“心物一元”。视物为无物，视心为有物，这样，便心能转物、心能转境。不存在轻物贵心、或轻心贵物的分别。凡有分别，皆成虚妄。把物质与精神都看得淡一点，因为过份追求精神易产生执着的心理，而这则是现代人普遍患有心理疾病的根源。另外，当你追求物质时，就已经是精神的，在一种心理状态中，你渴望或满于物质给你带来的精神亢奋。对此要有观照的意识。禅宗教我们：“每出现一种思维时，就打破它。”

我没有资格谈论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的诗歌。那时我还在自顾不暇。我觉得对于诗人来讲，有三个传统是要进入的：一个是白话诗的传统、一个是古典诗的传统，一个是翻译诗的传统。白话诗的传统：一个是五四运动，一个就是八十年代了。白话诗至今也就只有一百来年时间，所以要走的路还很远。功夫在诗外，意思是说你要从境界上、修养上下功夫。“思无邪”就是一种境界，有多人达到呢？“修辞立其诚”也是一种境界，有多人达到呢？陈丹青也言“文章贵清通”，“清通”二字，有多少人达到呢？对于技术的过份迷恋和追求，是青春期的体现，是自我迷恋，简称“自迷”。自误而误人，自迷而迷人。写诗，要做明白人，不要做迷人。孔子说四十“不受惑”，胡适说想找一个“不受惑”的人。即不迷的意思，问题都解决了。

诗歌不用扮演，也不用添加，它只要能除掉污染、除掉杂念，展现它自我，这就是诗了。写别的体裁可能需要做加法，但就诗而言，我知道只有做减法一条路。

诗意就是“心物一元”。主体（意识）与客体（对象）合而为一，就能产生诗。不好的诗往往未能达到一元境地。而要到一元境地，跟技术无关（或者说技术够用就好），跟个人的修为关联很大。所以，诗是不可言说的，自证自悟的。但一首诗好不好，修为高的人和修为低的人，会存在不同的评价。这就像爬山的人一样，认为自己所处的位置看到的风景最美，但只有到山顶的人才知道到底哪里风景最美。

儒家讲“不诚无物”、“至诚如神”。一个“诚”字，道尽了秘密。“修辞立其诚”，就是说写诗要真诚啊。真诚就意味着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知行合一。你去翻翻胡适留学日记，他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只有真诚，才能达到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的相通、相感。真诚的表达，诗就好；诗不好，是因为表达的不够真诚，未入彻境。惟真诚可破除“自欺、欺人、被人欺”的生活假象。这也是王阳明说的“破心中贼”。

诗人若对物质与精神有纠结，便未臻圆融无碍之境。若已臻此境，则无强弱内外之别。事物往往在你不需要的时候到来，所以，最重要的是保持当下那一刻的警觉。没有的不争，有了不占有。这是道家的方法。“夫不争故莫与之争”、“有而弗居”。但本质上也是佛家所讲的“当下”问题。你惟一可以拥有和占据的就是当下，过去和未来都是以当下的形式发生的。所以，以一种饱满的方式进入当下状态，是诗人能够做到的。如里尔克说“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谁此时没有房屋就永远不必建造”。如陈子昂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