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众筹诗集：诗歌的下一个春天？

2015-06-19 anxin 

今年4月，由花城出版社推出的“后花园诗丛”精选诗人马永波、远人的作品，分别出版了诗集《词语中的旅行》、《你交给我一个远方》。出版社利用互联网“众筹”模式在8天之内筹资3万元，让诗集在短时间内获得了读者认可和市场影响力。从4月到5月底，结合网店销售和十余场地面分享交流活动，《词语中的旅行》《你交给我一个远方》进一步产生影响，两个30年来从未出过诗集的诗人也开始广为人知。

　　花城出版社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传统出版社每年出版的严肃诗歌作品的销售数额，只占整个文学类销售总额的1.5%左右，而其中又有90%以上是古代经典诗词如《唐诗三百首》和外国经典译诗如泰戈尔《飞鸟集》之类，这表明了诗歌的时代境况。而利用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介渠道，诗歌获得了新生，如“为你读诗”新媒体的出现，引领了都市人群新的读诗习惯。

　　“众筹诗集”模式能否为诗集出版带来生机？有人认为，诗歌可能借此迎来又一个春天，诗歌微信公号、众筹、微诗等等，都将风起云涌。南方日报记者对此展开了深入采访。

　　特色

　　给众筹者以诗歌的精神回报

　　由花城出版社推出的“后花园诗丛”第一期推出的两本诗集《词语中的旅行》《你交给我一个远方》因“众筹模式”引起诗歌界的广泛关注。这一营销模式借助出版前的网络预热、微信和微博号召，最终带动读者对于诗集和诗人的关注，继而结合网店销售和地面活动两栖的路径，实现了诗集大范围的传播和销售。这一事件成为诗集出版新亮点。

　　据花城出版社的负责人王凯介绍，两本诗集印数共为5000册，5月份在当当网、亚马逊等网店全部铺开，半个月后又加印了3000册。“这在诗集销售普遍不景气的境况下，堪称一个小小的奇迹。”

　　什么是“众筹诗集”？“众筹”一词来自国外，通俗地讲，就是大众筹资或群众集资的意思，与股份制不同的是，它依赖较为随意的大众组织，为了一种创意目标，通过网络平台向筹资对象进行集资，捐资人没有必然的经济回报。目前，众筹较多地应用于公益文化、艺术创作、科学研究等领域。

　　在此之前，以众筹方式出版诗集也早有先例。诗人许立志、陈超离世后，引发过“众筹诗集”，诗界朋友和读者以自愿形式捐款。一些在世的诗人和艺术家也会把自己的作品放在网上，开放众筹。

　　但诗集众筹最成功、影响最大的，还要属此次花城出版社的这两本诗集。据此次“众筹诗集”的执行人王凯介绍，诗集还未付印，他们就启动了网上众筹计划，按照众筹网的规定，设立了80、125、1000元三个金额等级，预期筹资2万元，以两个月为期限。期间，诗人充分调动了他们在诗坛和网络上的影响力，通过诗人和出版社的微博、微信等平台推广，引起了以朋友和粉丝为主的“第一读者圈”的关注，随后众筹诗集的影响范围迅速向陌生读者蔓延，仅仅8天之内，共接受221位读者的参与，筹集金额3万余元，远远超过预期。

　　众筹模式，本质上是对文化、诗歌事业或某个诗人的支持，因此往往是没有资金回报的；但文化产品可以提供精神回报和酬谢。在三个众筹金额等级中，筹资80元的读者可以获得两本签名本诗集，筹资125元的读者可以额外获得出版社精心印制的诗人《诗思录》，而筹资1000元的读者则可以获得两位诗人的手稿纪念册和手抄诗稿。

　　这种新颖的众筹营销手段唤起了沉淀于读者心中的诗歌热情，迅速引发扩散。

　　两本诗集在当当网的预售，一周之内500册全部销光，第一个月内就登上当当网“诗集热销榜”第一位。同时，为了让两位诗人面对面地与读者接触，出版社从5月下旬安排了十几场全国城市的诗歌分享交流会，从广州出发，先后走过深圳、株洲、长沙、常德、岳阳，之后在西安连续召开了三场研讨会。后续计划还包括东三省、北京和浙江、上海等地。

　　“线上销售和地面活动同步进行，是对前期众筹效果的一个助推和延续，就是为了让一开始所产生的那种热情和影响力更持久地深入读者群中。”王凯表示。

　　说起花城出版社此次的尝试，多少也带有偶然性。在近15年诗歌出版疲软的形势下，那些坚持人文精神和推广诗意的传统出版社每年也只能推出一两本本版诗集（与自费相对）。而花城此次设立“后花园诗丛”也有着寻回诗歌精神的寓意。

　　“后花园”有何寓意？王凯解释说，“因为现在诗歌被边缘化，甚至说被放逐，就快死了，我们要证明在这个‘后花园’里还有吸引大家来享受和感受美的东西，诗歌的精神还存在。”

　　方式

　　把诗人与读者连接起来

　　在寻找诗人的时候，花城出版社设置了三个选择标准：第一，从没有在国内出过诗歌专集的诗人；第二，诗歌作品质量应属上乘；第三，诗歌创作保持了多年延续性而没有中断过写作的诗人。经过多方寻找和考察，最终确定了马永波和远人两位诗人。

　　马永波1964年生于黑龙江伊春，上世纪80年代在西安读大学时开始写诗，30多年间，他发表了大量诗歌、散文和评论，获得文艺学博士和博士后学位，现在南京理工大学从事创作、研究和教学。他译介了大量英美现代诗歌，出版有译着和研究著作60多部。

　　在5月28日汉唐书店的研讨会中，许多诗人都提出，马永波坚持30年的诗歌写作对中国当代诗歌“叙述性”有贡献。“他的诗歌不仅情感充沛，结构充沛，同时在处理抒情性和叙事性，就是在现代性和当下性的写作里面，你可以看到他独特的处理日常生活素材的能力。”诗人仝晓峰评价说。

　　而出生于1970年代的远人从初中开始长篇小说写作，17岁发表诗歌，同时展开诗歌、小说、散文、评论等多种文体的写作。在5月21日的诗集首发仪式上，他感慨写诗是“差不多30年的梦想，所以我永远有特别强的感叹，一个是实现梦想，一个是坚持梦想”。

　　两位坚持写了30多年诗歌的诗人，从未在国内出过一本属于自己的诗集。事实上，在很多年里，中国的诗歌出版总是集中和徘徊于固有的几批著名诗人，“新诗人”的挖掘和推广往往需要独特的眼光和巨大的勇气。也只有这样高水准、对诗歌品质负责的诗人，才能赢得信任，招徕筹资。

　　然而“众筹诗集”可以完全解决诗集出版的难题吗？王凯一再强调，众筹只是一个前期的推广和传播手段，并不能解决诗集出版的根本困境。

　　众筹获得的3万元并不是作为出版成本。“出版成本绝不是3万元就可以解决的，网上众筹的目的不是出版，筹得到筹不到我都会出，在众筹网上筹资就是为了诗歌的宣传。”王凯说道。按照这次众筹诗集的效果，众筹的模式就好像投向湖中的一颗石子，让营销效果像水波一样朝外围扩散。但这个扩散是受到众筹网限制的，达到一定金额就必须停止。

　　“参与众筹的读者，大约有五分之三是原来诗人影响所及的粉丝，还有五分之二是陌生读者，我们要的就是这五分之二的影响力。”王凯解释说，众筹对于诗集出版的营销而言是一种探索，目的是在诗歌市场漫无目标的背景下加强对读者的影响，有效地把诗集和读者连接起来。

　　全国有数以万计的诗歌读者，不少诗歌论坛、民刊和新媒体的读者也经常在十万人以上，但大部分诗集的印数在3000册至5000册之间，即使如此，大部分诗集还经常面临积压。“我们的诗歌读者真的少到只有3000人吗？”王凯表示质疑。这次“众筹诗集”基本实现了“信息的有效传递”。

　　毫无疑问，“众筹诗集”效力有限，无法解决当下诗歌出版的根本困境。诗人必须有足够的影响力和粉丝群，诗歌质量也应当有相当的保障，这些要求对大部分诗人来说并不适用。目前网上的诗人众筹出书案例，不成功的也比比皆是，但“众筹诗集”还是为严肃文学的出版提供了一种思路：对于一些特殊的作品，有必要通过主动引导，将文学的价值传递到读者面前。

　　未来

　　诗歌传播走向多元化

　　如果“众筹诗集”对诗歌出版的改变作用有限，那么中国的诗歌读者都到哪里去了？爱诗的人通过哪些途径在读诗？分析表明，除了纸质出版之外，新媒体阅读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诗歌民刊和自印诗集也仍然是诗歌传播的途径。

　　今年上半年，余秀华的爆红和汪国真的逝世引发的“诗歌热潮”让很多人看到了大众对诗歌的渴求和热度，评论者甚至认为“余秀华的出现是当代诗歌复兴的一部分”。然而这一判断并不被许多严肃诗人所认同，他们认为，余秀华事件只是一种信息消费，与诗歌的境遇没有必然关系，湖南文艺出版社和广西师大出版社在余秀华诗歌销售上的成功也并不能反映当代诗歌出版的情况。

　　诗人世宾认为，今天诗歌读者的确在减少，上世纪80年代先锋诗具有的影响力今天不可能存在，而各地域的诗歌民刊往往成为“诗人之间互相取暖的平台，把热爱诗歌的人聚集在一起”。

　　对于诗歌遭受冷落的原因，世宾分析道，首先大众缺乏对诗歌的严肃思考，必然会远离诗歌；而20多年来的物质生产和消费高度发达，对个体生存的影响也很大。今天人们的精神消费更趋于多元化，影视、网络、大众传媒，不仅分化了读者，而且降低了严肃诗歌乃至小说的意义。

　　今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杨克的诗》上市后持续热销，仅仅两个月时间，首印3000本就脱销，于是4月份出版社又加印2000册。这不仅说明有些诗集不必依赖特殊的营销手段，而且说明好的诗歌还是有市场的。

　　但大部分诗人在诗歌出版上都面临尴尬境地。据诗人世宾透露的情况，20多年来，有98%的诗人诗集都是自费。而大部分诗人拿到出版的诗集后，只能放在自己家中，“送都送不完”。

　　“即便是于坚、多多这种一流诗人，自费出诗集或接受赞助出版，也很普遍。就是这样也不一定好卖，只有那些铁杆粉丝才会花钱去买。”王凯说。

　　不过，诗歌的读者群却在网络和微信公众号上异常活跃。截止今年3月，新媒体“为你读诗”已达到超过一亿的阅读和转发量。“读首诗再睡觉”之类的微信公众号也往往能获得成千上万的阅读量。也就是说，大众读者对于诗歌的需求热情是极高的。

　　诗人遇冷，是这个时代的普遍状况。这样的格局之下，部分诗人往往以圈子和地域获得交流与慰藉。广东的诗歌民刊特别发达。世宾介绍说，广东是全国民刊最多的省份，除了诗人黄礼孩创办的《诗歌与人》《中西诗歌》这样具有全国影响的诗刊外，深圳、东莞、潮州、湛江、惠州、韶关、茂名等地都有自己的刊物。除了出版社的筛选之外，有些地方的高校、文化机构、政府和商业赞助等，也帮助诗集出版。世宾说：“有的支持金额可以达到10万元，像东莞当地的文化部门，每年都会选择一个精品诗人的作品，出资为他出版。”

　　时下，高校社团、文化机构甚至有着独特品位的个人都能在新媒体上赢得大量读者。如复旦大学诗社自印诗集蔚然成风，博尔赫斯艺术机构冯俊华先生自印译介诗歌对当代中国诗歌起到相当的推动作用。为了维持圈子中的交流和个人的虚荣心，团体和机构的自印诗集在未来将依然成为一条强劲的传播途径。

　　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诗歌传播中，出版社的纸本诗集将面临更窄的道路，而新媒介的阅读会在互动、付费、系统生产等方面有着更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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