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鳞西爪说王雨

艾略特在《荒原》的开篇就说，“四月是残忍的季节”。很多美国人故意误读了这行诗，经常引用。这可能是因为4月份是美国人申报上一年个人所得税的时间，很多人都需要交纳很大一笔钱。对于很多中国高校的教师来说，4、5月份也是“残忍”的，除了日常工作之外，要看很多硕士、博士论文，指导学生修改、完善；需要为其他单位评阅很多类似论文，还要参加论文答辩，等等。我本来是推辞了这次会议的，一是杂事太多，二是对小说实在没有什么研究，三是在得到消息之前已经答应了另外一个小型活动，但王雨先生对我说：“北京来了那么多著名的专家，市作协、荣昌县委县政府也很重视，你是市作协评论委员会主任，你看着办哈。”王雨是可以命令我的那种朋友。于是，我就来到了这里。

　　在重庆，王雨是以“多面手”的身份而为人称道的。他是医学专家，博士研究生导师，在超声医学研究领域具有独特的影响，承担过多个国家级甚至国家间的重要科研项目。他是管理者，曾经担任过所在医院的党委书记。他更是一位作家，创作了不少作品，担任过重庆市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弃医从文的例子不少，著名的如鲁迅、郭沫若等等，而王雨和重庆的另外一位作家郭继卫则是医文兼修，还从事管理工作。这种多重的、特殊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对文学的热爱确实是出于内心的，因为他们不需要通过文学获得名声，不需要通过文学求得认可。也正是这种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他们的创作在文学性、思想性等诸多方面的独特坚持和深入探索。

　　王雨是我敬重的作家。从《水龙》开始，他先后出版了《长河魂》、《填四川》、《开埠》等作品，多次获得重庆文艺奖、重庆文学奖等奖项。有感于王雨在小说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2010年，我指导一名研究生撰写了研究王雨小说的硕士学位论文《王雨小说中的巴渝元素探讨》，受到有关专家的好评，也得到了王雨先生本人的认可。

　　我本人主要研究现代新诗，只是偶尔读读小说，对于小说研究实在没有什么心得，更别说有什么成绩了。但我有一个感觉，在中国这个诗民族，在新时期以来，尤其是随着传播方式的多元发展，小说创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一定程度上说，小说读者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诗的读者。小说不但有情节、故事、人物，读起来相对轻松，还可以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等其他艺术样式。在这种文化语境之下，关注、研究诗歌的人已经成为文学研究中的“少数派”。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诗歌评论家罗振亚先生在2014年出版的一套名为“‘冷板凳’学术书系”的诗学研究丛书的总序中说：“1990年代以来，诗歌文体逐渐边缘化了，而诗歌研究依靠如今的学术体制虽然能获得一些生机，在众多学科里仍然属于冷门。现在能沉得住气专注于研究诗歌的，则可视为这个时代做孤独学术的见证。”这是我这些年来一直感受到的一种状态。我不知道这种转变对于中国文化、文学的发展来说究竟是好还是不好，事实就摆在那里，谁也改变不了。

　　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我当然不排斥小说。我的床头上经常摆放的是小说，在睡觉之前会抽一点时间阅读，由此了解一下历史、文化、现实，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一下当下小说发展的大致状况。当然读得比较慢，也读得不多，几乎不撰写小说评论方面的文字。就我的阅读面来说，我无法在宏观的视角判定王雨小说的优劣、得失，因为现在的小说实在太多。据说，全国每年产出的长篇小说数量达到了3千多部，即使是阅读量比较大的人，按照每周读完一本的速度计算(我说的是细读)，一年也只能读完不到60本，相当于全年产量的2%左右。以这样的阅读量来判定当下小说的创作成就，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因为样本太小，很容易以偏概全。我经常读到一些谈论某年度小说、诗歌、散文等文体发展的综述性文章，说得头头是道，但我对这些文章的观点(尤其是其中对于发展潮流、取向等问题的判断)往往持怀疑态度。在这样的语境中，就每个人的精力来说，我更看重针对个案进行研究的文章，就是针对某个作家、某类作品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研讨，这样也许可以获得较为可信的研究成果。我甚至担心今后的文学史如何来关注当下这种看似热闹的文学态势。

　　王雨以前的小说，从《水龙》到《填四川》，我是认真读完了的。这中间可能更多地是因为情感的因素。他是我身边的作家，是我熟悉的作家，写的又是我所在区域的事情。读《水龙》，我了解到近代重庆的文化和历史，了解到三峡流域的风俗与人情，了解到船工的生活、情感与精神世界。对《填四川》，我是带着寻根的梦想去阅读的。在我很小的时候，祖父就对我讲，我们家族是“湖广填四川”来的，祖先来自湖北麻城县孝感乡。但对这段历史，我实在不太了解，于是希望通过阅读《填四川》来获得一些直观感受。这部小说确实使我震撼，主人公那么远的奔波，那么艰难地放弃了家乡，来到新地方又受排挤、打压，但最终通过自己的勤劳、诚实而获得了立足之地，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多次到荣昌的路孔古镇(现在好像因为《填四川》而改成了万灵古镇，我个人认为确实没有必要。)，有时漫步在小河边，似乎河上的小桥就是宁徙跨过的小桥，河边的小路就是宁徙走过的小路，市场上的夏布和折扇就是宁徙制作出来的……这部小说写得很好，但它好像没有使我感到特别的满足，因为作家写的是福建人来川的故事，和我的家族没有什么关联；写的是移民来到川东丘陵的历史，和我家乡大巴山的环境有所不同。不过我依然喜欢这部小说，它第一次关注了这段值得关注的历史。后来，我听说这部小说改编成了电视剧，还专门向王雨先生表示了祝贺。

　　我读书比较慢。由于时间关系，这部《开埠》，我还没有认真阅读，只是大致翻阅了一下。我的水平实在有限，不像有些作家、专家那样有本事，随便翻翻书，就可以写出长篇大论。我见过有些很有名的专家在论文答辩的时候才拿到厚厚的一摞学位论文，在学生陈述的时候随便翻翻，就能够大言不惭地提出各种问题。我真佩服他们的胆量和敏锐。而我自己为了参加学生的学位论文答辩，往往要花费很多时间认真阅读论文，生怕漏掉一个不规范的标点符号。因此，对于《开埠》，我感觉它应该是王雨先生创作的一个突破，视野更开阔，线索更复杂，人物更丰满，和转型期的历史接轨更密切，但我实在不能妄加评论，只能从整体上谈谈王雨小说的阅读感想。

　　我有一个感觉，王雨在每部小说的创作之前，一定做过非常扎实的案头工作。他在《开埠》的“后记”中说：“我写《水龙》和写卢作孚的长篇小说《长河魂》时，看到了许多关于湖广填四川的史料，走访了移民后人，写了长篇小说《填四川》。”王雨是一个有心人，他在收集自己所需要的资料的时候，看到了另外一些有价值的史料，但他没有让这些暂时无用的材料成为废弃物，而是成为另外一部小说的历史依据和素材，于是他可以一部一部地写出具有内在关联的作品来。他写的主要是历史，是我们不太熟悉的历史，他如果像有些人那样胡编乱造地写“神剧”，人们其实也不好说什么。但他却非常关注历史，关注历史时期的人物、事件和整个社会的状况。他必须稳妥地把人物放置在这样的历史、文化、社会语境中进行塑造，使人物、故事、情节等等符合当时当地的历史事实和文化语境。我估计，这样的工夫所花费的时间可能不比写作的时间少。他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他是以学者的眼光来严肃看待历史和文化的，也是以学者的严谨来对待历史中的人物和故事的，他的人物因此也就符合了当时当地的独特语境。他在有些作品中对历史事件、风土人情等等的介绍，甚至越过了小说的界限，比如介绍风俗、引用史料等等，有时给人叙述历史、风俗的感觉。这不是作者缺乏才气，而是他坚持了历史的真实性原则，试图在作品中建构一种彼时彼地的社会、文化氛围。

　　王雨的小说中，除了他对历史、文化的思考之外，我最关注的是其对地域文化的发掘、开拓。这种文化包括风俗习惯、语言特色、山川地貌、文化传承、人物性格，以及对地区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件，甚至包括一个地区的饮食、服装等等。读《水龙》，我读到其中的巴渝方言，读到了重庆的山路，读到了重庆的茶楼，重庆的饮食店，重庆人耿直的性格，读到了重庆的山水风物……通过这些元素，我们一看就知道作者写的是重庆的历史和文化，因为这些元素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前言》中说他的小说所描写的是“历史家忘记了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只要严格摹写现实，一个作家可以成为或多或少忠实的、或多或少成功的、耐心的或勇敢的描绘人类典型的画家、讲述私生活戏剧的人、社会设备的考古学家、职业名册的编纂者、善恶的登记员。”这话很有道理。王雨正是这样做的，他要通过自己的创作发现那些已经被人们遗忘的历史、风俗、文化，使我们找到自己的根，找到我们的来路，并由此思考我们的去向。

　　小说创作需要天赋和才气，尤其是在故事设计、人物性格，特别是在人物内心世界的表现上，是需要独到、新鲜的设计的。王雨的小说写得很“老实”，他对历史、文化的尊重，有时到了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程度，他甚至使用档案材料，来为他的历史、人物、文化增加可信度，虽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小说的那种潇洒自如的发展，但比起那些几乎没有可信度的“神剧”，我个人更喜欢王雨的这种“老实”的作风。

　　以上的点滴感受，不是专门谈《开埠》的，也不是专门谈他的其他某一部作品的，只是谈到了他严谨的创作态度和对待文学创作的用心程度，尤其是在处理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所体现出来的一些特点。拉拉杂杂，属于外行话，希望王雨先生和各位专家批评指正。(蒋登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