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谈中国诗体演进：五言古诗兴起于东汉

简谈中国诗体之演进

中国之诗歌，自《诗经》的《风》《雅》《颂》，以迄于今日的新诗，已有将近三千年之历史(《商颂》存疑不计，《周颂》一部分为周初之作殆无可疑，其时代约在纪元前11世纪之时)。欲以数千字作完整之介绍，其势自有所不能，本文但就中国诗体之演变略作一简单之说明。

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诗经》(《诗经》以前之古歌谣，一则不尽可信，再则未能成体，故从略)。《诗经》中的诗歌，虽二言至八言之句法俱备，然就其整体言，则以四言为主。此种四言之句，在句法之结构及节奏之顿挫各方面，皆为最简单而最完整的一种体式，是以晋挚虞即云“雅音之韵，四言为善”，以为其足以“成声为节”(《文章流别论》)，盖一句之字数如少于四言，其音节则不免劲直迫促，不若四言之有从容顿挫之致，是以中国最古最简之一种诗体，为《诗经》所代表之四言体，此正为必然之势。惟是此种四言之句虽足以“成声”，然而缺少回旋转折之余地，典重有余，而变化不足，后世除一些古典之作，如箴、铭、颂、赞及骈文之一部仍时用四言之句法外，至于抒情之诗歌，则渐离弃此典重甚至板滞之形式而另辟他途。

其继承此一诗体而写作之诗人，如两汉之韦孟、仲长统诸人之作已乏生动之趣；魏晋之世，曹孟德、陶渊明二家之作虽颇有可观，然亦不过为四言诗之回光余影而已，是以梁钟嵘已有“世罕习焉”之叹(《诗品序》)。自兹而后，作者益鲜，于是此种诗体，遂成为一种历史上的遗迹了。

时代较《诗经》稍晚的一种新兴诗体，则是南方的作品《楚辞》所代表的骚体。其句法盖以三言为基础，杂以“兮”字“些”字等语词，而或先或后与二言、四言配合运用。《诗经》的四言体，因其音节顿挫之简单整齐，故其所表现之风格为朴实典雅；《楚辞》的骚体，则因句法之扩展，及语词之间用，故其所表现之风格为变化飞动，且因句法之扩展，篇幅亦随之有极大之延长，此种扩展和延长，使诗歌有了散文化的趋势，于是《楚辞》的骚体，遂逐渐由诗歌中脱离出来，发展而为赋的先声。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者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述客主以首引(按：赋多设为客主问答之体，而《楚辞》之《卜居》《渔父》实倡之于先)，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是以《楚辞》在战国之世虽可视为“风雅寝声”而后“奇文郁起”的一种新体诗，但这种新体诗的形式除汉初偶有作者外，却并未为后世之诗人所沿用，而反被赋家所继承了。是《楚辞》虽为诗歌之别裔，实毋宁尊之为辞赋之初祖也。

嬴秦传世既短，纯文艺之发展又为法家之政治所限，是以无可称述。爰及刘汉，其初亦不过仍模拟《诗经》《楚辞》之旧(前者如韦孟《讽谏诗》、唐山夫人《房中歌》；后者如高祖《大风歌》，及武帝《瓠子》《天马》诸歌)，这种消沉的气象，直到乐府诗兴起才得到转机，而有了新的开拓和成就。

乐府诗的本义，原只为一种合乐之歌词，就其广义者言，则《诗经》及《楚辞》之《九歌》皆可称为乐府诗；然若就其狭义者言，则乐府诗实始于西汉武帝之世，《汉书·礼乐志》云：“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当时之乐府诗，其歌词之来源有二：一则出于士大夫之手，一则采自民间歌谣。其乐谱之来源亦有二：一则为继承《诗经》《楚辞》之旧调，一则为受西域胡乐影响之新声。至其歌词之体式，则有承《诗经》之四言体者，有承《楚辞》之楚歌体者，有出自歌谣之杂言体者，而其间最可注意的一种，则是由新声的影响所逐渐形成的一种五言的体式。《汉书·佞幸传》云：“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所造诗谓之新声曲。”而《汉书·外戚传》所载其侍上起舞所唱的一首《佳人歌》，则除第五句外，通篇皆为五言，吾人于此不难觇知五言之体式受新声影响而逐渐形成的迹象，但这只是乐府诗的五言化而已，真正五言古诗的兴起则在东汉之世。

关于五言诗之起源，说法颇为纷纭，然求其可信，则最早的一首完整的五言诗，自当推东汉班固之《咏史诗》为代表。至于世所传西汉之世的枚乘之古诗，及苏、李《赠别》、班姬《团扇》诸作，则自魏晋以来已多疑之者。挚虞《文章流别论》云：“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作。”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云：“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钟嵘《诗品》之评古诗亦云：“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我们试将这些诗歌与班固的“质木无文”(《诗品序》)的《咏史诗》相较，就知道这些“婉转附物，怊怅切情”(《文心雕龙·明诗》)的五言诗，完成于班氏以前是极不可能的一件事。是西汉当仅为五言诗之酝酿时期，至东汉而五言之体式始具，其后作者渐多，建安之世乃“彬彬称盛，大备于时”(《诗品序》)。一时曹公父子风起于上，邺中诸子云从于下，“骋节纵辔”“望路争驱”(《文心雕龙·明诗》)，于是五言诗不但在形式上达到了完全成熟的境界，内容上亦因作家之辈出，而有了多方面的拓展和尝试，这种成熟和拓展，奠定了五言诗体的难以动摇的地位。于是五言遂取代了《诗经》与《楚辞》的两种体式，而成为我国诗人沿用千余年之久的一种正统诗体。

在这种演变之间有一件颇可注意的事，即是以音节句法论，四言及骚体多与散文有相通之处(骚体去其“兮”字则句法颇近于文，四言体两字一顿亦与散文之四字句顿挫相同)，而五言诗之句法及音节则与散文迥异，散文之五字句，其句法多为上三下二，五言诗之句法则多为上二下三，是五言诗之成立，实为诗与文分途划境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