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达任性的苏东坡

2015-11-06 geci888 

本来有林语堂先生的大作《苏东坡传》在前，我就不该赘言了，但是我实在太喜欢苏东坡了，有一段时间，我拼命搜罗他的诗文来看。我钦佩他，渴望成为他那样的人，他的文名我当然不敢奢想，只是盼望得到他的一点遗风，他在困境中的那种洒脱豪迈，旷达任性，让我深深倾倒。

　　苏东坡的旷达任性一半是出于他的文采和睿智，一半却是困境中锻造出来的。他在20岁的时候就考中了进士，而且名列前茅，是第二名。欧阳修作为主考官非常赏识他，屡屡对别人赞扬他，这使苏东坡很快就名动京师。

　　他们父子三人的文章，老苏的深刻独到，他的弟弟苏辙的也很有深度，剖析明白，如《六国论》，在这方面苏东坡不及他们，但是在文采方面却大大超过。他说写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的前后赤壁赋，是在被贬黄州期间写成的，行文中纵然微有感伤，莫不以旷达为终，文章哲理丰富，文采飞扬，雄视百代，快读可以畅身心，可以下饭菜。

　　苏东坡热衷于评论政治，他关心国事，关心百姓的疾苦，于是在熙宁四年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他似乎不懂得明哲保身的道理，果然这篇奏折使王安石大为愤怒，于是他请求出京任职。这就是他任性的一面，永远不与世俗妥协。

　　他在山东密州担任刺史的时候，喜欢带着从属和百姓出城打猎，颇有与民同乐的味道。他在词中描述了打猎的场景，词中有“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等句，显示了他的旷达和雄心壮志。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变法派指使御史搜集苏东坡的诗作，从里面寻章摘句，罗织罪名，苏东坡的许多朋友也受到了牵连。最终皇帝爱惜人才，没有杀掉苏东坡，把他贬到黄州做一个毫无实权的团练副使。黄州时期是他艺术上的成熟期。

　　苏东坡经此大难，却也使自己得到了沉淀和升华，诗文里人生况味更浓。他的旷达任性性格虽然没有什么变化，然而他看待世事和人生却又有了一番不同的感觉。至此，名士为真名士，洒脱为真洒脱。他在东坡修筑房屋，自己耕种土地，号“东坡居士”，苏东坡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他经常和朋友去赤鼻矶游玩，面对滚滚长江，汹涌而至，又一去不回，他生发了无限的感慨，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他虽然明知这里并非赤壁的古战场，“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却也不去计较了，他只是想借景抒怀古之悠思，对在此地建功立业意气风发的周瑜表达由衷的敬佩和歆羡。

　　他多次提到和朋友饮酒，其实他是不胜酒力的，但“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又是何等豪放洒脱，似乎世上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事。他还把船放在长江的江心，任其漂流，而自己却去睡觉了。

　　他在黄州的时候除了喜欢到处游玩，还喜欢听别人讲鬼故事，可见他当时是有点无聊的。因为团练副使并没有什么事可做，是个清闲的小官。即便是这种无聊，也被他琢磨出一种味道，他写下“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他觉得静下来等同于延长寿命。

　　其实，这样的才子又怎么会长久寂寞，人们始终关注着他，他的诗文也可以被飞快地传诵到京师。当他正准备在风景优美的常州定居的时候，朝廷发生了变化，司马光被启用为相，变法派受到压制。不久，苏东坡被召还朝，并在短时间内不断升迁，直到翰林学士知制诰。

　　但当他看到得势的保守派的一些不对的做法时，他的任性的一面又发作了。他始终是有什么说什么的，然而他眼光独到，往往切中要害。他没有党派之见，顺乎天性，哪一方也不依附，因此又不能为保守派所容。他再一次请求外任，这一次，他到了杭州。

　　他疏浚西湖，用挖出来的淤泥筑成了“苏堤”，一举两便，受到了百姓的称颂。

　　他曾两次短暂回到京师，却又因为谗言而请求外任。所以他的一生都是被贬的时候多，得志的时候少，但是他生性旷达，从来没有什么怨言。他秉持忠诚，正直大节，从来不与小人为伍，在地方上采取积极的措施，很有政绩。

　　在他晚年的六七年里，元佑年间凡是反对过变法的人都遭到了排斥和迫害。苏东坡既不为旧党所喜，也不为新党所容，自然也在其列。苏东坡被贬到英州，就是今天的南雄，很快又被贬到惠州，但是他的兴致并没有减少，他总能从不幸的事情中找到快意。他赋诗说“岭南万户皆春色”，“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他就是这样的旷达，似乎不但不以贬官为不幸，反而为幸事，使他可以领略岭南的美景和没事。

　　他在惠州也疏浚西湖（惠州也有一个西湖），并且也修了一条长堤。为此，“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人们都很高兴。

　　苏轼的诗句传到了他的政敌章惇的耳中，他恨恨地说：“苏子瞻尚尔快活！”于是又把他贬到了更南的儋州，在海南岛。海南岛是蛮荒之地，没有医药，语言不通，但苏东坡显然没有被困难吓到，没有被强权吓到，他把海南岛当成了第二故乡，说：“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兴办学堂，提倡教育，改变了儋州的文化面貌。姜唐佐曾经师从他，徽宗即位后，苏东坡奉诏北还，赠诗给唐佐“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并对他说：“异日登科，当为子成此篇”。不久，唐佐果然中举，成为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举人。

　　苏东坡由于任性一生坎坷，这个“任性”不同于我们现在所说的“任性”，乃是自然率真的意思，他坚守正义，敢于仗义执言，从不依从，很有点后代的自由学者的意思。他不但写文章“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做人也是这样。

　　他对党派之争丝毫不感兴趣，但很关心民间疾苦。他虽然屡屡被贬，却从来没有放纵自己，而是保持旷达豪迈的天性，在极困难的境遇里也能乐观豁达，积极任事，并且留有德政，所以人们缅怀他，同情他，喜欢他，崇拜他，这种亲切的感情并不因他的去世而消失。

　　苏东坡实在不失为一个有风骨的文人，他的成就不仅仅体现在诗、词、赋、散文、绘画、书法上面，他还是所有读书人的楷模，他的旷达任性的精神，他的忠诚正直，长久地影响了中国人，是中华民族可贵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是中国历史长河里不可磨灭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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