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人修辞在诗词中的应用例说

2014-09-04 Kennethlode 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指出：“拟人是一种常用的修辞手法。在描写、抒情的语文中，几乎时常可以见到。”（《修辞学发凡》第12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3月版）他把“比拟”（包括拟人与拟物）列为“意境上的辞格”的第一种修辞法，实在很有道理；因为，拟人法对于创设意境是一种十分便捷的方法。所以拟人在诗词中的应用特别有效。

前人论诗词，注重意境。王国维《人间词话》推崇境界，认为“词以境界为上”。又把诗人创设境界区分为“造境”与“写境”。他所谓“造境”，乃指理想的产物，而“写境”，则是记实的结果。“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蕙风词话·人间词话》第19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4月版）细思王氏之言，实际上是不管“造境”还是“写境”，都追求主观情感与客观境象的统一，只是“造境”者的主观情感较之“写境”者的更为强烈而已。王国维区分境界，还有“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差别：“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出处同上）。而其交叉点，可以说是境界的极致，亦即达到“物我交融”的情境。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有“瑞士哲人亚弥爱尔雨后玩秋园风物，而悟‘风景即心境’”的话（《谈艺录》第55页，中华书局1984年9月版）。这“风景即心境”的说法，把“物我交融”的意思说得最是简明。而要表达这种物我交融的境界，最为便捷的方法，我以为莫过于拟人。

钱钟书先生《谈艺录》引用温庭筠的《晚归曲》中的“湖西山浅似相笑”一句，以为是

“生面别开，并推性灵及乎无生命知觉之山水；于庄生之“鱼乐”、“蝶梦”，太白之‘山花向我笑’，少陵之‘山鸟山花吾友于’以外，别拓新境，而与杜牧之《送孟迟》诗之“雨馀山态活”相发明矣。”（《谈艺录》第52-53页）

这里，涉及到了拟人修辞的诸多成功的实例：山而能笑，鱼能知乐，蝶可做梦，花鸟可以与人称兄道弟——其实这些都是作者主观情感的反映，物我已经融为一体。钱先生进一步阐述此种物我交融的创作心理说：“要须流连光景，即物见我，如我寓物，体异性通。”（《谈艺录》第53页）又说：“物我之相未泯，而物我之情已契。相未泯，故物仍在我身外，可对而赏观；情已契，故物如同我衷怀，可与之融会。（同上）

这一方面的创作成例不少，且举李白《独坐敬亭山》一诗来说明之。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这里，人是人，山是山，即所谓“物我之相未泯”，所以山在李白身外，可对而赏观；但山与诗人双方“物我之情已契”，所以“相看两不厌”，山与诗人同一衷怀，两者已经融会。如此“物我交融”，得力于拟人手法的巧妙运用。

我们不难发现，诗人情到深处，最会陷入一种痴迷的境界。诗人眼中所见、耳边所闻的种种身外之物象、音响，大至高山流水，小至虫鸣鸟叫，无不具备活泼泼的人格。此时拟人手法的运用，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纹）。诗人对身边的种种物象甚至要呼之告之，驱之遣之，怨之恨之，爱之怜之，进入物我交融的境界，把自己的感情，或曲曲折折地、或淋漓尽致地宣泄出来。这样的例子在诗词中是俯拾即是的。请看——

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宋祁《玉楼春》）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春无踪迹谁知？除

非问取黄鹂。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黄庭坚《清平乐》）

流水落花无问处，只有飞云，冉冉来还去。持酒劝云云且住，凭君碍断春归路。

（秦观《蝶恋花》）

诗人感叹时光易逝、春天过去，就把夕阳、暮春、黄鹂、飞云都当作具有灵性的人，或怨其离去，或问他消息，或劝其相助，把自己的心境融会在大自然的风景之中；而大自然的风景又都着上诗人主观的色彩。再看——

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杜牧《赠别》）

明月不谙离别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晏殊《蝶恋花》）

诗人怨恨别离之凄苦，在无可奈何的时候，把蜡烛、明月都驱遣入诗，为其宣泄感情所用：蜡烛在替人伤心，明月则在惹人相思。物我之情契合无间，情感表达趋向痴迷与深细；诗的境界在这“物我交融”中得到展现。——此中拟人手法的运用对意境创设，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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