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故乡，一歌谣

近期，随着《中国好歌曲》第2季的热播，观众们又欣赏到了不少精彩的原创歌曲。在众多歌曲中，来自宁夏的赵牧阳演唱的《侠客行》和来自内蒙古、青海的杭盖乐队演唱的《杭盖》，凭借各自独特的曲风赢得了导师们和观众的喜爱。《侠客行》让人领略到了苍老的西北荒漠，《杭盖》则有如带着人们在辽阔的草原中穿行。这不能不让人注意到音乐风格与地理位置之间的联系。

实际上，在西方已经有人针对地理位置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进行过一系列的研究。在这方面的研究可以称为“音乐地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它是在音乐与地理学科相互渗透和交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关的最早论着当推法国人乔治·德·基尔库尔所著的《音乐地理学》，该书较为详尽地描述了世界各地各民族音乐语言的差异和各自的表现方式；到上世纪中叶，匈牙利音乐学家萨波奇·本采也专门探讨了音乐与地理的关系，并主要从地理的角度探究音乐文化和风格的盛衰；随后，很多国家都涌现出了这方面的新兴研究。

当代美国著名民族音乐学家布鲁诺·内特尔在其《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的著作中称，“在一些个案中，自然区域显然与音乐相符合。天然的屏障影响音乐的界限。最明显的就是喜马拉雅山脉，它好像在东方的两个音乐形态之间划了很突兀的界限。”

毫无疑问，音乐作为一种人类文化现象，一开始便伴随着人类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一方面自然地理环境为音乐提供了物质基础，人文地理环境为音乐提供了精神基础；另一方面，地理环境的客观存在及其时间、空间分异，也是音乐产生、发展、变化和地区分异形成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注意到音乐文化地理分布的国家之一。先秦文献《吕氏春秋·古乐篇》把传说中的歌唱内容分为“南音”“北音”“东音”“西音”；《诗经》中的“国风”也是依照地区（国家）编排，一地一“风”，全面反映了北方各地的民间歌唱。

实际上，要想深入了解和探究人类某一区域音乐文化，就必须将其与他们生活的地理环境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中国辽阔的疆域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案例。纵观不同地区的传统音乐形式，传统音乐的某些体裁对地理环境的依赖是毋庸置疑的。如高原山区的“山歌”，沿海地区的 “渔歌”“渔民号子”，种稻区的“田歌”，草原上的 “牧歌” 等，都是特定地理环境的产物。在这其中，地理与音乐之间基本上是 “一对一”的关系。

正因如此，我们通过带有浓厚西北风味的《侠客行》能够谛听到高原环境的空旷、苍茫，同时感受到其中的深沉、凄然，这些都是与西北高原特定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的。而《杭盖》中的自在悠然也同样蕴含着来自大草原的情愫和韵致。

当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文化与民族的融合，也造成了部分地区音乐的“叠压”现象，即多种音乐类型的重合与部分音乐形式的衰退甚至消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音乐元素的大量涌入，挤占了不少国内音乐体裁的生存空间，使得原本存在的种类繁多的音乐形式在外来音乐的挤压下，更多地存在于国际化程度低、相对封闭的偏远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