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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为什么喜欢杜甫而不喜欢李白诗

2014-07-05 得得cms123

陈先生在文中说:“经义即理论,新经义的实践,就是新法新政的具体措施。”这里所说的经义,也就是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宋史·王安石传》称:“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宋史》卷三百二十七)三经新义中,王安石自己实际操作的是《周礼》,王安石在“《周礼》义序”一文中便说“臣安石实董《周礼》”,而《诗》与《书》则有其子王雱参预。“经义即理论”,王安石对《周礼》的解释,便是他实施熙宁新政的理论依据。而理论属于人的认识范畴,它又是从哪儿来呢?有二个来源,一个是从过去的理论,也就是《周礼》,另一个来源那就是人们从当时社会实际生活矛盾的感受中产生的。前者是流,后者是源,二者结合,所以才叫新义。
王安石在《周礼义序》中说:“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这里是讲从理论回到实践中去时,便涉及到从理论到实践,要通过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一项好的制度需要有法律来保障;第二个层次,法律的贯彻要依靠人,也就是依靠大家共同来遵守和执行;第三个层次是具体推行法制要通过相应的官僚机构。在中国中央集权制度下的统一国家,它的官僚机构是宝塔形的自上而下层级结构,要在这样一个结构之下推行良法,必须要有好的官吏,才能足以推行良法。如果这支官僚队伍不好的话,那么好的法制和政策法令,到了下层都会变样,出现理论、制度、法律与实际生活相互脱节的现象。自古迄今,要协调好这几个层次相互间的矛盾关系,谈何容易啊!
陈先生强调理财的问题是王安石以新经义理论突出的部分,另一方面也是对现实问题认识上最正确的部分。王安石在《答曾公立书》中讲到政事,他说:“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王文公文集》卷八)所谓理财,其本质乃是为民众平衡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不是为某个个人,或某个机构谋取个人或小集团之私利。王安石在嘉佑五年(公元1060年)召入为三司度支判官,这是一个与理财相关的长官,那一年他四十岁,他在《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有一段很精彩的议论,其云:“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闾巷之***,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而天子犹不失其民者,盖特号而已耳。”(《王文公文集》卷三十四)财,指国家的财政税收政策,它是在再次分配的过程中,平衡各阶层和阶级之间的利害关系。何以理天下之财,那就是要有公平公正之法规,均衡负担,合理补贴,抑制兼并,缩小贫富的差别。如果法是良法,执行此法之吏不是良吏,也就是如果各级官吏队伍良莠不齐,那么怎么能贯彻执行这良好的法制意图呢?立法固然有各个阶级和阶层之间利益的博弈过程,所以它很难一拍即合,它有一个不断修正和完善的过程,而法制的贯彻执行也有一个不断整顿官僚队伍的过程,才能保证良法的有效实施,并得到良好的效果。故法制不完善,政策不到位,就不可能使人们相互关系在财富的生产、占有和分配上达到一个比较均衡的关系。用现在的话讲,便是扩大中产阶级的队伍,缩小贫富差别,抑制兼并的结果,而不是使少数人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并“放其无穷之欲”,也就是使奢侈之风盛行,整个社会风气萎靡不振。从这一段话,可以理解王安石熙宁变法基本的政治经济思想。
王安石上述这二段以理财为中心的文字所表述的观念,可以证明《周礼》只是源流的流,当时的实际社会矛盾才是它的源。在嘉佑五年(公元1060年)之前,他曾经担任过三年舒州的通判。舒州在北宋的淮南东路,在今天安徽的潜山,潜水的出口就是现在安徽的安庆市,故离开长江很近。王安石有一首题为《发廪》之诗,其中有那么几句:“后世不复古,贫穷主兼并。非民独如此,为国赖以成。筑台尊寡妇,入粟至公卿。我尝不忍此,愿见井地平。大意苦未就,小官苟营营。三年佐荒州,市有弃饿婴。驾言发富藏,云以救鳏惸。崎岖山谷间,百室无一盈。乡豪已云然,罢弱安可生。兹地昔丰实,土沃人良耕。”(《临川先生文集》卷十二)王安石是在皇佑三年(公元1051年)到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任舒州通判,是在他三十一岁到三十四岁之间,正是他年轻有为的时刻。这首诗正反映了他任舒州通判三年所亲身经历的社会矛盾,那就是土地兼并与贫富差距两极分化。那个州“小官苟营营”,那里穷人困苦至弃饿婴。发富藏,是指向山区开掘地下资源,山区的百姓实际上是“百室无一盈”。他在这首诗中,叙述了其任舒州通判三年所见之社会困苦的状况
。他还有一首诗,题名为《感事》,写作的时间也在那个阶段,其云:“贱子昔在野,心哀此黔首。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虽无剽盗起,万一且不久。特愁吏之为,十室灾八九。原田败粟麦,欲诉嗟无赇。间关幸见省,笞扑随其后。况是交冬春,老弱就僵仆。州家闭仓庾,县吏鞭租负。乡邻铢两征,坐逮空南亩。取赀官一毫,奸桀已云富。彼昏方怡然,自谓民父母。朅来佐荒郡,檩檩常惭疚。昔之心所哀,今也执其咎。”(同上)这首诗也是他作舒州通判时,对当时当地征收农业税时民情痛苦的实际感受。那时下层社会的矛盾,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这些感受正是促使王安石熙宁新法那套经义理论的源泉。从这里可以看到王安石的情感是倾向于社会底层弱势群体一边的。那个时候,即使丰收,老百姓还吃不饱,何况碰到水旱灾害呢?虽然还没有发生穷人们揭竿而起的事,这样的稳定只能是暂时的,它不可能持久。另外一方面,官民之间的矛盾,地方官吏用吊打鞭挞来追缴农民所欠交的农业税,弄不好还不就是“官逼民反”嘛!王安石作为一个稍有良知的地方父母官,“檩檩常惭疚”,往昔自己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如今都要自己来“执其咎”。
在唐代,李白与杜甫这二个诗人之间,王安石比较喜欢杜甫,也是他在舒州任通判那个时期,他有一首诗,题为《杜甫画像》,他非常同情杜甫艰难困苦,流连颠沛的遭遇,其中有这样几句:“惜哉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尝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那时老百姓也困于住房而不得安居。)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我所羞。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王文公文集》卷五十)这是王安石借一首诗,借杜甫一生的行事,以明己之志。故蔡上翔在《考略》中称:“李(壁)注云:公不喜李白诗,而推敬少陵如此,特以其一饭不忘君而志常在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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