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奉献一段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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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纸媒、网络和微信自媒体对90后跳楼自杀的打工诗人许立志的传播和评价，很大程度上已经离开了诗歌本身。“诗人之死”往往都具有某种被放大化的社会象征性和时代寓言性，“大众”和公共媒体所关注的不是诗歌自身的成色和艺术水准，而更多是将之视为一场能引起人们争相目睹的社会事件—哪怕热度只有一秒钟。这可能正是中国目前诗歌的写作、传播与评价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悲哀。

　　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许立志是在今年的9月30日（星期二）跳楼自杀的，而后来的媒体报道却将这一时间有意地改动为10月1日。显然，这两个时间节点上死亡的象征意义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国家的重大节日和一个默默无闻的打工诗人的死亡之间又恰好形成了意味深长的紧张关系—时代隆隆的发展与静寂的个体死亡构成了生动的戏剧。我们如何在一个诗人的生前和死后认认真真地谈论他的诗歌？如何能够有一个不再一味关注诗人死亡事件、社会身份、公众噱头的时代到来？这些追问也许都是徒劳。而由许立志定格在24岁的生命我们想到的是他奉献了怎样的诗歌？还好，他生前的诗歌值得我们认真谈论，因为，他确实是一个不错的诗人。只可惜他同样是一个没有最终“完成”的诗人。

　　“媒体报道”甚至对“现实”也构成了一种巨大的虚构力量。围绕着许立志，媒体（也包括一部分诗歌界）为我们揭开的是如下关键词：90后、打工者、诗人、打工文学接班人、深圳、富士康、十七楼、自杀、海葬。对于任何人来说这些时代关键词一起冲涌过来的时候都不能不为之心惊胆寒。对于“诗人之死”的谈论和关注更多是追认式的，包括海子在内。在海子和许立志生前有谁认真谈论和评价过他们的“诗歌”？许立志生前诗歌的写作和发表数量都不多，在诗歌界的影响甚微。诗人伊沙在《新世纪诗典》（第三季）中于2013年11月12日推荐了许立志的诗《悬疑小说》。这首诗的戏剧性结构尤其是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尾确实令人称赞。很多人读到这首诗最后两句的时候都会感到“一哆嗦”。确实，现实本身比悬疑小说还不可思议。

　　实际上，许立志既不是打工诗歌写作的个案，也不是打工者自杀的个案。2010年震惊中国和全世界的是13个工人先后从富士康的大楼跳下。2011年许立志来到深圳富士康，他之所以成为“现象”，不仅在于打工者的连环自杀，而且更在于他的诗人身份。

　　甚至对于打工诗歌或者工人诗歌而言，这已经是一个炒冷饭的话题了。打工诗人群体的出现与地方经济发展和全面城市化的时代直接相关。十多年来我已经听惯了诗歌界和评论界对打工文学和打工诗歌喋喋不休的热议，据相关的统计，中国目前有三亿一千万的农民工，有2000万在写作。问题的关键是在评价许立志和郭金牛、郑小琼、谢湘南、乌鸟鸟等打工身份的诗歌文本的时候，人们和媒体争相关注的并不是诗歌本身，而更多是关注诗人的身份、苦难的命运以及一个阶层的生存现状。

　　这没错，为什么诗歌不能写作苦难？为什么打工者不能用文学为自己代言？但是，有一个最重要层面却被忽视了—美学和历史的双重法则。历史上能够被铭记的诗人往往是既具有美学的个人性又有历史的重要性。而无论是任何时代，不管出现多么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诗歌事件和大张旗鼓的诗歌活动，最终留下来的只有诗歌文本。历史不会收割一切，稗草只能成为灰烬。时下很多诗人和评论家认为农民工诗人是一支新兴的文学力量，但也有评论家和诗人认为农民工诗人的写作过于狭窄、单一和道德化，缺乏美学上的创造力。许立志正是被附加了很多诗歌之外的时代象征。也就是说，在社会学的层面他是被同情的弱者，即便谈论他的诗歌也更多是从社会学和伦理的角度予以强化。而12月2日公布的所谓中国第一部打工诗人的纪录电影预告片《我的诗篇》更是对许立志以及工人诗人的社会关注度予以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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