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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学诗,无以言

2015-01-14 zcqeu26068

 写了20多年的诗,终于明白:写诗就是说话。怎么说话和说什么话,构成了修辞学与意义系统的拉锯。当文本的意义日趋专一和明朗时,诗歌的修辞学将面临与时俱进的问题。
    环顾当下的汉诗文本,日常性与叙述性成了诗写的显在特征,似乎诗写者不谙熟其中的法门之一,就会直接被证实不会说话。这种似是而非的诗写取向,加剧了诗歌话语的世俗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诗写者与批评者的正常判断。那种“事实的诗意”的说法,就显得犹为可疑。诗歌不是提供事实,也不是指认事实,而是牺牲所有的事实,来成就一种文明。事实是一个与资讯关系比较暧昧的词,它在这个势利的社会之所以走红,就是因为资讯资本主义的存在,使渠道的公共性变成了垄断,继而构成了一种专制。当人们享用这必须的方便时,事实上你已经沦为专制与自我专制的同谋。杨黎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故而在中国诗界及时提出了废话写作的主张。他所谓的废话,主要是废除话语的意义。其基点源于诗歌系无,有中生无,才是诗写的正道。表面观杨黎的主张,仿佛方向端正,但实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甚至连他自己也受到了蒙蔽。诗之无用性,并不等于废话。从价值学的角度来考察,话语本身的有效性与文本的价值,绝非对等的关系。话语意义的丧失,有可能直接触及文本的用。何为体?何为用?如果搞不清楚,诗写者就会一直在话语与文本的私情里纠缠,徜徉,直至诗性的大门向别人敞开。杨黎的意义在于,他只看到了话语的构成效果,而没有洞悉话语的生产机制。
    众所周知,诗歌话语是一种启示性话语。所谓启示,就是打开给人看。如何打开,如何将存在的隐秘性裸露出来,这的确需要方法。在我看来,诗写就是恢复语言的日常用法,或者说像平常一样说话。语法的出现,一方面使话语拥有了秩序,与此同时又肢解了话语的自然属性。就拿书面语来说,书面语的工整,虽然使话语摆脱了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但同时又使话语内部的潜对话机制逐步消失,以致语言的结石横生,话语的蠕动能力遭到致命性的削弱。语言的胃不行了,又怎会产生健康的诗歌?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也很简单。诗写者首先是说人话,然后才是说梦话。说人话,就是出家人不打逛语,字字见血,句句中的。说梦话,就是敢于自由,不为规则所囿。前些天,在网上看了一个朋友的诗,按我过去的尺度,肯定把它视为好诗。然而,现在看,我就不觉得好了。他的语言太圆熟了,老太太烧香要什么有什么。他可能在追求一种混生的语言,但是其内在的生成机制缺乏改变语言走向的能力,于是不得不依赖贩运公共信息来替代语言的自我更新。我想告诉他的是,咱能不能像平常说话那样写诗?!
    诗歌话语,如今成了当下中国的边缘话语,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对其它话语机制介入的无效。比如目下诸多楼盘广告语对海子诗歌的植入;比如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里对大量古诗的引用。它的有效性,恰恰表现在它能够恢复一个人言说方式的正当和健康。朋友们,想会说话,就得学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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