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诗歌创作 多了个“家”

　1月24日，中国《诗刊》社“中国诗歌阅读馆”暨“深圳诗歌创作之家”揭牌仪式在福田文化馆·梦工场举行(上)。揭幕当天，首次“中国文化名人诗书画展”也同时开幕。图为诗人远村画作（下）。

 

◎ 深圳特区报记者 孟迷/文 齐洁爽/图

　　在有“诗歌崛起之城”美誉的深圳，诗意流淌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不过却一直渴望有一个集中的“诗歌根据地”。1月24日，《诗刊》社“中国诗歌阅读馆”暨“深圳诗歌创作之家”揭牌仪式在福田文化馆·梦工场举行。自此，深圳诗歌创作多了一个“家”，这里将常年举办诗歌公益活动，召唤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常回家坐坐。

　　本次活动由《诗刊》社、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办，福田公共文化体育与发展中心协办。

　　北京大学教授谢冕，《诗刊》常务副主编商震、副主编李少君，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诗人沈浩波等出席并参与2014《诗刊》理论批评年会，对“当代诗歌精神伦理”、“诗歌与公共生活关系”以及“当代诗歌地位价值”等主题进行研讨。

　　深圳可成中国诗歌“寒暑表”

　　这是《诗刊》社首次从平面走向立体成立诗歌创作之家，选择深圳既是偶然也是必然。“过去30年深圳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温度计，但我认为，这个诗意的城市也可以成为中国诗歌的寒暑表。”商震说，恰好福田提供了这么一个可用于做文化公益的场地，便打算将此打造成为诗歌的创作之家、培训基地和会议中心。

　　位于福田文化馆·梦工场五楼的“中国诗歌阅读馆”目前藏有近2000册与诗歌相关的书籍，以方便深圳诗人及诗歌爱好者随时前来借阅。同时，创作之家还将常年举办诗歌和文学创作与交流活动，包括每年举办一次“全国诗歌创作与公共生活论坛”，每半年举办一次“南方五省诗歌创作改稿会”，每季度举办一次“中国文化名人诗书画展”，每月举办一到两次“福田文学社团交流活动”，并参与承办“书香福田”建设和“读书月”等活动。

　　揭幕当天，首次“中国文化名人诗书画展”也同时开幕。贾平凹、陈忠实、李敬泽、高洪波等50余位中国当代作家和诗人的书画作品一一展出，其中不乏谢有顺、王十月等广东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古代才子样样精通，当代也应一样，只是由于社会分工太细，从而产生诗人、画家、书法家的分别，这个展览展示的正是作家和诗人能力的全面和情怀的丰富。”商震说。

　　余秀华引发诗歌与生活之辨

　　从平面刊物走向实体阅读馆，商震说，包括诗歌在内的任何文学作品都和庄稼一样是从地里长出来的，表述的都是作者的生活和情感经验，需要接地气，“只是诗歌与公共生活的关系是中国诗歌发展两千年来尚未彻底解决的问题。”

　　对此诗人耿占春表示，诗歌与公共生活的关系一直是个悖论。“公共生活是具有普遍性的，可对于公共生活的感受是个性化的，尤其当转化为诗歌时使用的是更加陌生化的诗意语言，陌生化的感受再一次被陌生化化，如此一来，使得诗歌对于生活的表达不是直接的，而是远离的。”耿占春说，但这恰恰是诗歌恒远流传的魅力所在，“如果按照普遍性的语言反映生活那叫新闻，虽然易懂但是时效性短；而如果使用诗歌方式，也许没有针对性，但获得了长远的有效性。”

　　谢有顺也表示，诗歌是最具有天才性质的文学创作，因此不能刻意将诗歌语言打压成为一种通俗化写作，“譬如最近非常火的女诗人余秀华便具有与生俱来的语言天赋。”

　　关于余秀华的讨论成为了当天批评年会的重点之一，诗人们普遍认为她的诗歌在全国属于中等偏上。“余秀华的作品最早便是刊发在《诗刊》，她的诗歌真挚而热烈，能够听到一些挣扎和扭曲的声音。”但商震说，自己当时并不知道她是脑瘫患者。

　　余秀华的诗歌很好地表现了诗歌与生活的关系，但也过度放大了生活对于诗歌的加持。诗评家霍俊明表示，当下社会对于诗歌的评鉴是媒介化的，舆论将余秀华的诗歌看成一个事件而不是文本，“这样导致有故事的、生活经验离奇的诗人得到更多目光，而单纯文本好却没有个人故事的诗人得到关注较少。”而这是对于诗歌鉴赏的一种误导。

　　中国当代诗歌举足轻重

　　无论是当下的余秀华，还是红极一时的梨花体、羊羔体、废话体，无论褒贬，其共通之处均是引发了社会大众对于中国当代诗歌的议论与关注。那么，中国当代诗歌究竟水准如何？谢有顺大胆提出：“这些年，中国当代诗歌的成就超过小说，甚至超过现代诗歌。”

　　诗人沈浩波表示，“五四”以来各种诗歌运动和诗歌观念的相互碰撞，让中国走在一条不断探索诗歌现代性的路上，而到了新世纪以后，这些探索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具体表现在，很多诗人都已具备自己独特创造性的语言或精神，但却又不放弃与世界的交流与交换。

　　“比如韩东曾提出‘诗到语言为止’，他对语言的探索从未停歇，但语言只是他的一个侧面，他对于日常情感的表达也非常准确，可以把语言和情感以及经验结合得非常好。”沈浩波说，当代好的诗人都强调自己的个性，同时又把擅长的侧面进行打破跟其他东西进行杂糅，“又比如臧棣擅长诗歌的平衡感，但他有时又会刻意加大情感浓度，形成诗歌的失重感。”

　　上世纪90年代，沈浩波曾提出“下半身写作”，便是以大胆的噱头来强调诗歌的身体性。“以春树为代表的一批年轻诗人，通过口语化的、身体性的诗歌语言，不用继承什么东西便已具备现代性的表达；随着这一批新诗的慢慢成熟，中国当代诗歌形成了很好的格局。”

　　这种口语化的生活化的写作，诗人何言宏称之为“新世界诗歌”的一种“新常态”。诗人杨庆祥表示，新世纪诗歌越来越由个体书写扩展到个体与他者、现实、历史的关系，也即由独白转向对话，诗歌已从展示个体经延伸到更大的社会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