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的第一首新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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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少年！我是少年！/我有如炬的眼，/我有思想如泉。/我有牺牲的精神，/我有自由不可捐。/我过不惯偶像似的流年，/我看不惯奴隶的苟安。/我起！我起！/我欲打破一切的威权。

　　我是少年！我是少年！/我有濆腾的热血和活泼进取的气象。/我欲进前！进前！进前！/我有同胞的情感，/我有博爱的心田。/我看见前面的光明，/我欲驶破浪的大船，/满载可怜的同胞，/进前！进前！进前！/不管它浊浪排空，狂飙肆虐，/我只向光明的所在，/进前！进前！进前！

　　上面这首诗，题目是《我是少年》，作者是刚刚二十出头的郑振铎，发表在1919年11月1日北京《新社会》旬刊创刊号上。这是后来成为著名文学家的郑振铎先生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

　　1918年，郑振铎考上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今北京交通大学前身）。写这首诗的时候，古城北京正席卷着一场改变整个中国的暴风骤雨——五四新文化运动。而郑振铎，就是北京爱国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不久，他就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李大钊、陈独秀等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而《新社会》是以他为主，与瞿秋白等人创办的五四时期的重要刊物。在他写的发刊词中豪迈地表示，要创造一个“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

　　《我是少年》这首诗，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炮打响”的。有两件事可以证明。一是发表后不久，1920年1月，它就被上海“新诗社”出版的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本《新诗集》收入。该书比后来一直误传为“第一本”新诗集的胡适的《尝试集》要早问世两个月。（当然，《新诗集》是“合集”，《尝试集》是“别集”。）《新诗集》所收均是早期新诗名作，受到当时读者的热烈欢迎。“不上几个月，初版本已经卖完”（见再版本封四《本社启事》），至9月即有再版。另一件是，郑振铎此诗当时又博得著名语言学家、时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汉语教授的赵元任先生的喜爱，被选作教材。赵教授并亲自朗诵，录制成唱片，在海内外流传。1922年10月，上海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赵教授的《国语留声片课本》，其中详细讲解与分析了郑振铎此诗的节律和朗诵方法。同时被选入该课本的新诗人，只有胡适。

　　这两件事应该是当时其他新诗人很少有的，是一个非常光彩的起点和亮点。此后，郑先生还继续创作了不少佳诗。可惜，后来的研究者知道的实在太少了。从1930年代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起，一些“新诗选”即便选了郑振铎的诗，也都是互相抄来抄去，从不选《我是少年》这首诗。现今，除了极少几本比较优秀的著作以外，几乎所有的“现代文学史”“新诗史”类书，则连郑振铎是一位诗人都吝于承认。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诗人，只有在实际上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的精神，才可能获得其诗人的价值；逆而言之，任何诗人，不论其艺术技巧如何高妙，如果脱离与违背了时代精神，也就无甚价值可言。“五四”时代精神之最杰出的诗化，无疑首推郭沫若的诗集《女神》；而郑振铎的《我是少年》，就正具有《女神》之风格。诚然，郑振铎的诗，总的说来在成就和影响上是逊于《女神》的；但他的这首诗，尽管不是发表在文学报刊上，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当时在全国甚至在国外广有影响的优秀之作。值得指出的是，郭沫若当时所发表的带有狂飙突进精神的第一首诗《浴海》，发表于1919年10月24日，也就是说，郑振铎这首诗与其相比，在时间上也只差了一个星期。从艺术上看，《我是少年》没有巧妙的构思、美丽的辞藻，形式上似乎是略嫌粗糙的。但是，它以气势取胜，以激情动人，一往无前，先声夺人。它通篇用了二十个“我”字，令人联想起郭沫若三个多月后发表的《天狗》：“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相比之下，郑诗没有郭诗那样“狂”，但其热烈进取的精神则一，其叛逆反抗的思想无异。诗中的“我”，有着广阔的胸怀，是诗人的化身；当然，“我”又不能仅仅被认为是诗人自己，而是代表了整个朝气蓬勃一代青少年，表现了新的理想的力量。《我是少年》的第二段竟一连用了九个“进前”。这种强烈的节奏，颇显粗犷的艺术形态，也正是当时人们所欢迎的。可以说，郑振铎一放开诗喉，便向内融入了、也向外汇入了时代的最强旋律。而在当时，能创作出这样奋进豪迈的诗的作者也并不多。人所周知，郑振铎与郭沫若后来分别是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这两个不同流派的新文学社团的主要负责人与代表作家，但他们最早的新诗的风格竟这样相似。

　　对这首诗的最经典的评价，是六十多年后郑振铎的老友叶圣陶先生作出的：“振铎兄的这首《我是少年》发表在‘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可以说是当时年轻一代人觉醒的呼声。这首诗曾经有人给配上谱，成为当时青年学生普遍爱唱的一支歌。……跟他结交四十年，我越来越深地感到这首诗标志着他的一生，换句话说，他的整个生活就是这首诗。他始终充满着激情，充满着活力，给人一种不可抗拒的感染。”（《〈郑振铎文集〉序》）

　　但我最初曾怀疑叶圣老说的“曾经有人给配上谱，成为当时青年学生普遍爱唱的一支歌”，以为可能是老人误记。因为如上所述，赵元任曾为此诗“配上谱”，但那是为朗诵而配的节拍谱，并不是为唱歌而配的乐谱。我还读到过朱自清先生的《唱新诗等等》一文，文中也写到这首《我是少年》，但朱先生也只说曾听过赵元任朗诵此诗的唱片，并没有说是“一支歌”。我听说叶圣老晚年年纪太大，有的文章是由儿子起草的。于是我特地给叶至善先生写信请教。至善先生郑重回信说，郑先生此诗确实谱过曲，他小的时候就唱过，而且至今还会唱！可惜我人在上海，未能去北京叶府聆听至善先生唱几句，心里总还感到不够落实。

　　近日，我查阅建国前的老《申报》，在1929年1月26日《申报·本埠增刊》上竟惊喜地看到《中国播音协会节目》一文载：“南京路十二号中国播音协会，今晚七时三刻至八时三刻，请上海盲童学校学生播唱。排定节目：（一）国乐，《欢乐歌》《淮黄》；（二）单音唱，胡适新诗《老鸦》、郑振铎新诗《我是少年》；（三）西乐……”啊呀，千真万确，《我是少年》确实就是曾经被谱曲而可唱的！而且，我又在1929年7月5日、1935年4月6日、1935年5月19日的《申报》上，也看到有音乐会上青少年演唱《我是少年》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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